《三國志》簡質有法，古稱良史，而牴牾亦所不免。如孫權之攻合肥，魏、吴二《志》先後不同，當時已爲孫盛所議。明以來南北監本，傳寫刊刻，脫誤尤多。是書所辨陳書及裴注之誤，凡《魏志》二十八條、《蜀志》八條、《吴志》二十一條。其間於字之訛異者，如《三少帝紀》“定陵侯繁”，“繁”當作“毓”；“少府褒”，“褒”當作“袤”之類。於文之倒置者，如正元二年八月戊辰不當在辛未後之類，於正文與注淆亂者，如《王肅傳》評末附劉寔語，本裴注所引之類，於原本之闕佚者，如徐詳不當附《胡綜傳》之類，並參校異同，各有根據。雖所辨僅數十條，不能如何焯書校正之詳，而不似焯之泛作史評。又大抵以前後文互相考證，參以《後漢書》、《晉書》，不能如杭世駿書徵據之博，而亦不似世駿之蔓引雜説。其抉摘精審之處，要不減三劉之於《西漢書》、吴縝之於《五代史》也。